《水運與國運》吳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

【讀書者說】

人類文明大多伴水而生，由于地理環(huán)境不同或者文化差異，每個文明與水又有各自不同的故事。管子曰：“水者何也？萬物之本原也。”在他看來，春秋時代齊、楚、越、秦、晉、燕、宋的民風區(qū)別，是各地“水”之所產，正所謂一方水土養(yǎng)一方人，故而圣人治世，要以水為樞機。這是中國古人對水與國家、文化關系的一種認識。而在文明比較的視角下，魏特夫強調了東方農業(yè)社會對水利灌溉的執(zhí)著追求，認為其影響了國家與社會的體制結構。在不同學者的筆下，中華文明與水的關系，也表現出不同的面向。吳鵬先生的著作《水運與國運》，則是抓住了“水運”的線索，以廣博的視野和流暢的筆觸，重新梳理了中國歷史，展現出中華文明的精神特質與發(fā)展傳承。

(資料圖)

何謂“水運”？何謂“國運”？作者在前言中給出了定義：“圍繞水而開展的制度安排、經濟運作、社會治理、軍事行動、文化互助等，包括洪澇災害的治理、水利設施的修建、人工運河的開鑿、海洋貿易的展開、水戰(zhàn)海戰(zhàn)的進程、海外文化的交流等等。”故而書中所講的“水運”已遠遠超出水利運輸的狹義內涵，是指代所有與水有關的文明運作。其中的“水”，也并不限于河水，還包括渠堰、大海，使“水運”的表達更加豐富而有層次。至于“國運”，書中實際也包括兩層含義，一是具體某個朝代或政權的興衰，二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發(fā)展走向。可以說這本書是對于水與中華文明關系的整體觀照，當然不可能面面俱到，卻抓住了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，生動地展現了這一宏大的歷史過程。掩卷而思，書中引人之處，大致有以下幾點。

技術與使命：水利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動力

眾所周知，古代中國的水利事業(yè)非常發(fā)達，技術的積累與應用，無疑是保障大規(guī)模水利工程開展的重要基礎。本書就在不同章節(jié)里，為我們展現了中國古代水利技術應用的三個場景。首先是農田水利，重點在于合理的引水與灌溉。最具代表性的當然是聞名遐邇的都江堰，作者描繪了李冰父子利用地形，創(chuàng)造出無壩引水、自流灌溉的精彩設計，使成都平原化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。還有同在秦國的鄭國渠，利用地勢設計出合理的干渠坡降，形成“以高向下”的自流引水灌溉。正是這一個個水利工程，使中國的土地得到充分的耕作開發(fā)，形成發(fā)達的農業(yè)社會。其次是開鑿運河，難處在于路線勘測與水流落差。秦代連通湘江與漓江的靈渠，就是選取支流相近之處進行科學布局。隋代開通大運河，更是經過了全國性的整體布局，溝通了五大水系。開鑿運河的直接目的大多是完成國家的糧食和兵力轉運，但同時又聯系了各大經濟區(qū)域，實現了國家經濟的整合。最后是城市水利，重點在排洪防澇。作者舉出江西贛州福壽溝的例子，描述了借水力開合的水窗的應用。讀到這些技術創(chuàng)舉，不得不感嘆古人在與水共生中積累的各種巧思。

值得玩味的是，作者決不僅是表現水利工程的宏大與影響，更進一步發(fā)掘了工程主持者的故事，從而展現寄托于水利事業(yè)的時代使命。李冰守蜀，以水利助力了秦國國力的上升。更有趣的是鄭國，作為韓國派來的“間諜”，原本是想通過水利工程消耗秦國，最終也甘愿為秦國“建萬世之功”。這是國運崛起的故事。相比之下，劉晏挽救唐朝將傾之大廈，則又帶了幾分悲壯。劉晏作為神童，十歲就被唐玄宗授予秘書正字，見證了開元盛世的榮光，安史之亂后則肩負起了重整漕運、挽救國家財政的重任。他不僅改進運輸手段，更是完善漕運管理，正所謂“萬里江海通，九州天地寬”。宋代主持福壽溝工程的劉彝，則是一位心系地方治理的官員，是北宋士大夫精神的縮影。元代的郭守敬與馬之貞，又演繹出“高山流水”、憂國憂民的故事。書中表現的這一個個鮮活的人物，以天下為己任，連接起了“水運”與“國運”。

成敗與民心：圍繞水的戰(zhàn)爭與治理

關于“水運”，不僅有統(tǒng)一與富強，而且有戰(zhàn)亂與災難，這是作者為我們展現的另一面。大江大河是天然的關隘，也常是用兵之地。書中就描繪了中國古代與水有關的多次著名戰(zhàn)役，包括導致三家分晉的晉水之戰(zhàn)，奠定三國格局的赤壁之戰(zhàn)，影響南北形勢的淝水之戰(zhàn)，改變東亞局勢的白江口之戰(zhàn)，標志南宋滅亡的崖山海戰(zhàn)等等。其中多有可資借鑒之處，但最令人唏噓的，反倒是不為一般讀者所熟知的浮山堰之爭。浮山堰修成于南梁天監(jiān)十五年（516年），是截斷淮河的大壩，長4500米，蓄水量超過100億立方米，是當時的超級水利工程。然而它卻并未用于民利，而是梁武帝為了水灌北魏壽陽城而修筑。這是一項不合理的軍事工程，不僅修建時勞民傷財，更是超出了那個時代的施工和維護能力，修成后不久就被洪水沖垮，下游十余萬人被洪水吞沒，形成千里澤國。中國古代的國家能夠組織起曠世的水利工程，但是否以民為本，卻可以決定其成敗。

更顯著的事例當然是隋煬帝的大運河。隋代用六年時間，分別開通了通濟渠、邗溝、江南河、永濟渠，溝通了中國南北，加強了經濟聯系與政治統(tǒng)一。隨著唐宋時期經濟重心的南移，大運河發(fā)揮著愈發(fā)重要的作用，是國家的交通動脈。真是“功在當代，利在千秋”。然而隋煬帝的功業(yè)是建立在濫用民力的基礎上的，工程量最大的通濟渠和永濟渠，分別征發(fā)民夫百余萬。不僅如此，隋煬帝還曾大修東都、營造長城、征伐高句麗，每一項計劃似乎都是利國大計，但唯獨忽略了百姓的承受能力，最終導致隋末風起云涌的農民起義。書中也借大運河描述了民心所向對朝代興衰的意義。

過去與未來：中華文明的歷史出口

本書的一大特點，是將海運納入“水運”范疇之內，討論中華文明與大海的關系。作者指出，中國在地理環(huán)境上剛好處于海陸交界之地，可以成為連接內陸與海洋的樞紐。從歷史上看，古代中國確實曾經扮演過這樣的角色。漢唐時期，中國就逐步開拓出海上的對外交往路線。宋元時期，海上貿易在國家財政中發(fā)揮著愈發(fā)重要的作用，海上絲綢之路勃興，中國的瓷器等貨物也大量外銷。至于明清時期，作者更是將其描述為從“開—關—開”到“關—開—關”的循環(huán)，鄭和船隊創(chuàng)造了下西洋的偉大歷史，但在“開”與“關”的反復中，中國沒有趕上向全球開拓進取的時代潮流。成敗興亡過眼，中華文明究竟要走向何方呢？作者也給出了他的思考：成為陸洋樞紐，即“在徹底整合內陸的基礎上全面擁抱海洋，完成大陸與大洋雙重的身份認定”。作者既否定了清代“關閉海上大門，轉身專注于經略大陸”的政策，也否定了晚清民國沿海拋棄內陸，“試圖單獨通過進入海洋加入世界秩序”的思路，而是提出需要二者結合。這為我們理解中華文明與海陸的關系提出了一個有意義的話題。

該書作為一部面向大眾的讀物，又不失史實的嚴謹性。書中的敘述大多有所本，有不少地方都恰到好處地引用了史料原文。如作者寫唐玄宗借廣運潭烘托盛世景象，先后大段引用了《得寶歌》、杜甫著名的《憶昔》詩以及《通典》《唐語林》關于開元時期耕地面積、糧食產量、人口數量的記載原文，既用豐富的史料展現開元盛世的面貌，也使讀者不失閱讀的趣味。此外，作者也在論述中穿插了不少學者的研究觀點，讀者可以在參考文獻中一一查對。總之，這是一部氣勢磅礴又饒有趣味的歷史著述，既回顧了中國古代國家與水運的關系，又為探索中華文明的定位提供了有意義的思考。

（作者：劉子凡，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）